“历史，果然有其不可违逆的惯性，纵使竭尽全力，也难撼动这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

钟明辉勒马驻足，凝视着眼前被新雪覆盖的街道，长长呼出一口白气。

那团雾气在凛冽的寒风中打了个旋，转眼便消散得无影无踪，就像那些试图改变历史走向的微弱努力，终究敌不过天地间的凛冽法则。

这几日，陆续收到沈阳那边传来的消息，清虏在皇太极死后不到一个月，经过一番激烈的拉扯，以及必要的妥协退让，其高层权力的转移和归属比预想中更为平稳。

令人期待的八旗争斗，甚至惨烈的内战厮杀并没有如期发生，豪格虽然掌握着两黄旗半数牛录和完整的正蓝旗，却因济尔哈朗和罗洛浑的突然倒戈而功败垂成，而多尔衮虽然联合多铎控制了两白旗，却在代善明确表态反对时选择了退让。

那个六岁，哦，不对，此时应该只有四岁的福临在八旗各部的“一致拥戴”下，还是成为了清虏第三任话事人。

多尔衮、济尔哈朗和代善三王共同辅政，诸王、贝勒，以及八旗旗主上朝议政，迅速稳定了清虏的政局。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看似偶然的浪花之下，却始终潜藏着一股深不可测的强大贯力。

这种力量犹如无形的巨手，总能在政治或者社会结构濒临崩溃之际，将其强行拉回既定的轨道。

即便，在新华人的干预下而使得诸多历史事件发生了重大改变——清虏并未刚刚结束的松锦大战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皇太极也提前两年暴毙--我们依然能清晰看到，那些维系八旗统治的根本逻辑丝毫未变。

八旗贵族的集体生存本能、权力结构的自我修复机制，以及军事集团的利益捆绑，共同构成了一张难以挣脱的大网。

这种历史惯性的根源，在于既得利益者的保守选择和危机下的审时度势。

当豪格与多尔衮为了争夺继承权而剑拔弩张之时，代善、济尔哈朗等宗室元老的第一反应不是支持任何一方的冒险举动，而是竭力维持八旗集团的表明团结，防止整个集团分崩离析。

两黄旗的将领们或许对豪格的能力存疑，但更恐惧八旗分裂带来的灭顶之灾。

正蓝旗的各阶军官即便非常忠心于豪格，但也难免在面临其他各旗攻击和寒冬缺粮的情况下萌生退意，力劝豪格勿要行极端之举。

制度的韧性往往不在于它的完美，而在于所有参与者都清楚：打破现状的代价，可能比忍受现状更加惨痛。

正是这种集体性的风险规避心理，使得历史的重大转折常常以妥协收场，让看似必然的剧变最终沦为历史书上轻描淡写的一笔。

作为宗室中身份地位最高，军功最卓的代善，并没有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皇太极的持续敲打而置身事外，仍是清虏集团里最具象征意义的“仲裁者”和“调停者”。

他的出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多尔衮和豪格两人之间爆发武装内斗的极端事件，将权力争夺限制于政治博弈的框架之内。

这位历经三朝的老臣以沉稳的手腕在剑拔弩张的双方之间斡旋，如同在悬崖边缘拉紧缰绳的骑手，既未让局势失控坠入深渊，又为各方保留了体面退让的余地。

而两黄旗作为皇太极的“遗产”，各阶将领的命运始终与皇太极家族深度绑定，即便豪格被排除继承权之外，他们仍会优先支持汗王诸子继位，而非多尔衮，以维护他们的整体利益。

当然，松锦大战的“失利”，也让两黄旗更加迫切地需要“拥立幼主”，以此来集体免责（将战败归咎于皇太极之死）。

钟明辉的马鞭在马鞍上轻轻地敲打着，脑子里还回想着那些情报上的诸多细节：多尔衮已下令蒙古诸部敬献一批牛羊，以缓解清虏境内的粮食短缺问题；代善建议缩减所有包衣和汉奴的食物供给，尽可能地匀给八旗各部旗丁食用；豪格被派往辽阳，准备对辽南镇的偷袭行径给予报复性军事打击；而沈阳城内的铸炮作坊，正在日夜赶工；八旗各部正在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意图再行劫掠之举……

这些看似矛盾的一系列举措，恰恰揭示了历史惯性的真正可怕之处--它不仅能消弭变数，更会吞噬那些试图改变它的人。

“大帅，你认为清虏会再次冒险入关？”张友功将脑袋上的毡帽往下拉了拉，瓮声瓮气地说道：“我觉得，他们虚晃一枪，转向朝鲜，也是可以抢到一些粮食的。毕竟，朝鲜人会显得更弱一点。”

“朝鲜？”钟明辉摇摇头，说道：“孔有德占据了大半个咸镜道，搞得天怒人怨，地皮都快被他们刮干净了，哪里还有多余的物资让清虏去抢？而平安道，西边有东江镇的铁山和义州，对清虏而言，可是两块拦路石。至于黄海道，则有光海君不断征兵征粮，弄得当地朝鲜百姓也几无任何粮米可食。”

“至于富庶的京畿道、全罗道、庆尚道则位于朝鲜南部，而且在遭到东江镇和我们新华的频繁打击后，也是民生凋零，农业生产大幅减产，积存粮食想来并不甚丰富。即便靠近内陆地区的郡县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