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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朝中的官员现在还是一轮又一轮的往外贬，但是已经很长时间没从地方收到类似“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的奏章，连地方官都没有这种反馈，一直在京城办差的京官哪儿的资格说民间治安越来越差？

后来改口说治安越来越差的是京城之外的地方就更没有道理了，还是那句话，地方官都没有类似的反馈，京官儿上赶着越俎代庖说地方如何如何合适吗？

有证据的话他们虚心接受，没证据说什么屁话？

该不会是反对派看新法势头大好又想出的新手段吧？

民间治安有问题是肯定的，就算是京城也不敢保证没有作奸犯科的行为，情况严重不严重本就没有标准也没法评判，所以就算朝廷派人下去查访，只要治下有山贼盗匪出没的痕迹就可以说治安问题很严重。

地方治理的难度在那儿摆着，说财政赋税什么的可能被人反将一军，说治安几乎没有官员敢说治

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们又不是圣人，膉???????﹢垐????葶????し??????虓?

呔?驛??拏?葶硙??

顛???_[]?『来[]$看最新章节$完整章节』，这是污蔑，赤裸裸的污蔑。

反对派没法揪出他们的错处就开始胡搅蛮缠，官家千万不要被奸佞蒙蔽双眼。

于是乎，两边再次展开大战。

新党官员抡起笔杆子和对面打擂台，具体怎么吵的苏景殊没有关注，他确定两方只是在打口水仗后就继续忙活他自己的差事去了。

司农寺接过条例司的重任成为推行新法的主力衙门，已经颁布下去的法令逐渐步入正轨，后面还有一堆没有颁布的在等着。

他们王相公的精力一般人比不上，明明也才四十出头，脑子里的想法愣是比旁人四百年的都多。

他本来以为过完年后会继续忙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的具体推行，不过青苗法已经修改过很多次，暂时已经没有再精进的余地，只能等地方的反馈回来再根据反馈继续调整，而农田水利相关的差事由郏亶这个专业人士全权负责，别人凑上去要么给他打下手要么就是添乱。

他没有去给郏亶打下手也没有去田里视察，最近忙的是另一条新法，和差役制度有关。

徭役赋税制度很复杂，纵观史书，总的来说大趋势是需要服的徭役越来越少，要缴纳的赋税越来越多。

之前的历朝历代的百姓都要服兵役，一直到唐朝前中期都是这样，但是唐朝安史之乱后朝堂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过巨大变化，徭役赋税也和以前很不一样。

唐德宗建中年间，宰相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取代原本的租庸调制。租庸调制以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两税法则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不收实物转而收钱，因为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之为两税法。

租庸调制被取代，和租庸调制配套的均田制也因为连年战乱被破坏的差不多了，朝廷为了维持稳定不得不重新设计赋税徭役制度。

因为租庸调制和均田制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民间的土地买卖也变得常见，田产大部分都在地主豪强手里，朝廷并没有太多可供分配的田地，所以原本和租庸调制、均田制相匹配的征兵制和府兵制也都不能再用，五代乃至大宋施行的都是募兵制。

朝廷出钱招募士兵，士兵拿钱来保家卫国。

虽然这样得来的士兵素质得不到保障，军队战斗力也会下降，且一旦朝廷后勤供应不上士兵就会撂担子不干，但是往好处想，在朝廷给钱给的大方的时候士兵也不会太拉胯。

就是吧，看大宋这重文轻武的情况也能看出来，连武将的地位都那么低，士兵的地位就更不用说了。

募兵需要钱，老百姓不用服兵役就得多交税，朝廷拿交上来的这部分钱去招募士兵。

只是朝廷的钱没那么好拿，不打仗的时候就干活，反正不能闲着，于是顺带着也能将原本摊派到百姓身上的各种杂役给免了。

要么交钱要么服役，二者总得选一个。对百姓而言，交钱显然比服役更好接受，毕竟钱想办法总能挣到，服役的话一不小心命就没了。

徭役无法再束缚百姓，土地也无法再束缚百姓，百姓能自由从事生产肯定比固定在某地动弹不得要强，历史的车轮慢慢滚动，也算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大宋开国后把唐朝的赋税徭役制度整理了一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好吧，糟粕其实没怎么去掉，总之就是如今大宋百姓要交的赋税是古往今来最多的，需要服的徭役也是古往今来最少的。

需要服的徭役少不代表没有，如今民间百姓主要服的役是差役。差役分很多种，其中怨气最大的就是衙前役。

官府征用乡村中的上等户担任衙前役来协助官府处理基层政务，划重点，无偿。

各个衙门的衙役都是衙前役被征调过来的，官府衙门不给他们发工资，他们要维持日常生活只能靠家里接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