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安此时却一反常态地拒绝了张謇，对于定都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未来一定会耽误统一的时间。恰恰是孙逸仙和黄兴坚持定都南京，才导致谈判始终无法进入实质，袁世凯岂能来到南京，革命党必须就此做出妥协。

历史上因为革命党们一定要定都南京的问题，袁世凯暗中指使曹锟的军队发动了京师兵变，袁世凯趁机对南方革命政府说不是自己不想去南京，而是士兵们不让自己去南京，上演了一场定都闹剧。王永安本可以坐看大戏，但是如今日本人在朝鲜半岛集结大军虎视眈眈，再耽误时间则东北危矣。

清末很多南方人对东北于中国的战略意义并不清楚，如孙逸仙最初便以割让东北给日本作为条件以换取日本人的支持。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好转，孙逸仙的大局观也越来越强，最后他一反常态拒绝割让东北，日本人于是对孙逸仙又急又气，转而支持张作霖这个老狐狸。日本人本以为一个大字不识的张作霖肯定会被他们掌控，却没想到被这个辽宁马夫出身的军阀数次戏耍，而作为北洋晚辈的张作霖在领土问题上更是胡搅蛮缠寸土不让。

后世很多人谈起孙逸仙许诺将东北让给日本人这件事嗤之以鼻，却不知后来孙逸仙反对割让东北，后来国党之所以选择与苏联合作，其原因便是他不愿意接受日本人的条件。

作为穿越者，王永安太知道东北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前四十年，完全是东北三省的经济牺牲扛着新中国前进。

在1945年，彼时的东北为日治满洲国，其GDP超过日本本土达到亚洲第一，并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和英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解放战争为什么首先发生在东北，我党为什么一定要争夺东北，便是因为东北的经济能量即便经过了狗日的苏联红军的大洗劫之后，依旧是亚洲第一。战争打的便是经济，国党败于我党，也是因为国党统治区的GDP仅仅为东北GDP的三分之一。因此即便国军装备再好、军队再多、美国人再支持，但国统区的老百姓们却依旧水深火热，普通百姓岂能不支持经济强大的我党。

而失去蒙古则是未来中国百姓们心中最难以启齿的痛，俄国和苏联先后趁着中国内战强行抢走了蒙古并屠杀亲华人士，斯拉夫化蒙古，仇化中国，让中国永久性地失去了这块156万平方公里土地。如果不是北洋政客们决定建立绥远、察哈尔、热河、宁夏四省，那么甚至于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也会被俄国人给逐步夺走。

想到这里，王永安坚持说道：“也许袁世凯定都京师有他自己自私的想法，但是我支持定都京师的目的是为了国家，为了能够让中国有效地控制蒙古与东北，为了避免中国领土的丢失。大清丢了外西北和外东北已经千古骂名了，若是在我们的手中丢了蒙古和东北，你我必死不瞑目遗臭千古。中山公，克强兄，我在任何事情上都支持你们，但唯独首都一事我支持定都京师，但我却不是支持袁世凯。”

事实证明，孙逸仙的担心不无道理，在京师建立的中华民国果真逐渐成为了军政府，可也正因为军政府的成立暂时保住了东北和蒙古，反而定都南京之后的国党政府，先是丢了蒙古，再丢了东北。

孙黄二人相互看了看，知道王永安绝不会改变主意，两人经过讨论之后，孙逸仙对王永安说道：“我二人原则上不反对定都京师，但需要回到南京之后与其他人商议一番。”

王永安笑道：“如此甚好，全国统一，需要所有人让出自己的利益，所有人的共同妥协才是啊。”

双方在浦口会晤两天两夜，私底下达成了“南北联合、遏制袁世凯、促进国家统一”的协议，随后孙逸仙与黄兴返回南京，并发电给袁世凯，他们愿意支持统一，希望尽快制定国家宪法。为了做好宣传，孙逸仙等人举行了盛大的记者见面会，他在见面会上表达了南方革命政府对国家统一的希望和对袁世凯一家独大的担心。

袁世凯也以都通电方式回应孙逸仙，他希望孙逸仙立即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好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于是双方在通电上打起了嘴仗，渐渐地这种电报打嘴仗的方式让大家看到了另一个阵地，通电阵地当真不失为民国一大特色。

而这些日子里的江北也在王永安的亲自主导下恢复江北民生建设，时间已经到了8月份，今年的江北大旱，再加上前一段时间江北数次大战，导致江北百姓的生活水平严重下滑。王永安为此深感自责，但好在以后不用打仗了，即便打仗也只是发生在东北荒无人烟的长白山地区。

自东北总督徐世昌提出东北开禁之后，闯关东山海关的百姓每年达到几十万，据统计1840年东北人口为300万人，1890年为600万人，1912年人口约为1900万人其中辽宁人口便达到1200万人，1930年东北人口为3000万人。九一八之后，日本为了控制东北人口，起初采取了禁止向东北移民的政策，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需要，日本从1940年开始强迫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等强壮青年移民东北，每年达到上百万之多。但在日本战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