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在，江北军挡在了袁世凯的北洋军南下的路上，而且江北军二十万大军可不是吃素的，那是经过真正的战场锻炼下来的战士，北洋军若是南下必然要经过江北地区，可江北军对北洋势力心存忌惮，唯恐他们假道灭虢趁机吞并了江北军，于是将北洋军活活地拦在了淮河以北地区。如此一来南京几乎成为了革命党的囊中之物，大家反而不着急了，先分赃再说，免得日后大家说不清楚道理，可这么一坐下来，革命党之间的矛盾便爆发出来，尤其是所谓的革命党是由各个反清势力组成，包括了各大政治派系、乡党、帮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南京的张勋都给遗忘了。

张勋战战兢兢地守卫南京，却苦苦不见革命军的进攻，自己也心生疑惑，难道革命军不敢打了吗？

哪里是革命党人不敢打南京，而是人家革命党都快自己打起来了。当然，罪魁祸首不是别人，而是改变史的王永安。

革命党争论的焦点便是，这南京打下来到底归谁，苏南革命党自然最有话语权了，人家数次攻打南京，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是牺牲最大付出最多，南京自然属于咱们苏省人的。然而苏省革命党内部也不团结，其中既有林述庆的镇江革命军，也有原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的第九镇革命军，还有在江北准备起义却因为江北军的震慑而逃到江南的部分江北革命党军队，尽管徐绍桢成为了江南革命党名誉上的领袖，可他毕竟是前北洋军的高级军官，有人便怀疑他会投靠袁世凯攀高枝，于是暗中对他百般诋毁。

对徐绍桢的诋毁不但导致了进攻南京的主力部队江南革命军的军心不稳，也导致了整个南京之战成了一笔煳涂账。尤其是黄兴从武昌来到南京之后，很快被公推为南方革命军总司令，将攻打南京的指挥权夺取，更是让徐绍桢感到心寒和不被信任，对此江南革命军上下气愤不已。

另外，革命党内部人员还对打下来南京官职如何划分争论不休，最有意思的是，大家都以为孙逸仙从美国回来，一定携带了大量军饷，于是纷纷向孙逸仙索要军饷。结果孙逸仙双手一眼，说道：“孙某人回国，出了一身赤胆立誓推翻满清政府外，别无所带。”

孙逸仙说的轻松，但手下的人不干了，大家就指着孙领袖带着军饷犒劳军队呢，可孙领袖居然一分钱没带回来，这说得过去吗？这还是人事儿吗？于是革命党众人在南京城下吵成了一锅粥，没有人再想着打南京，而是想着自己如何得利。

孙逸仙急得够呛，眼看着南京攻克在即，如果南京打下来，自己肯定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大总统，但这群人居然自己吵了起来，当真是不可饶恕。此外武汉方面也非常焦急，连续发电报要求孙逸仙等江南革命军尽快攻克南京，以缓解武汉方面的压力。袁世凯平定北方绝大多数革命火焰，如今仅剩陕西与山西两处，这两处省份本就贫瘠，再加上革命党躲在了贫瘠省份的贫瘠地区，因此袁世凯并不在意，他现在将主要力量集中在进攻武汉武昌城中，武昌城岌岌可危，因此黎元洪也不得不求助于孙逸仙。

此时孙逸仙的压力非常大，他急切地希望各方革命领袖能够听从自己指挥，但即便是对他非常忠诚的黄兴，此时也对于各方无能为力，甚至于耽误了进攻南京的时间，给了南京的张勋一个误判。

所以当赵木村将王永安的建议说给张勋的时候，张勋不屑一顾道：“叛军安敢入南京，你没看到那些没用的叛军吞在城外一个月了吗？这些人都是属王八的，遇到危险就成了缩头乌龟，我不怕他们，你们也不要怕他们。”

赵木村总觉得王永安的话有道理，可城外的革命党军队迟迟不攻打南京，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他们具体的意思。

没过多久，袁世凯的一封电报送到了张勋的手中，更加坚定了张勋守卫南京的决心，袁世凯说，五日之后，武昌必克，武昌攻克之后，北洋军将顺江而下扑灭叛党。

张勋大笑不已，却愚蠢地通告全军，当即有革命党的内应将消息传递出去，孙逸仙等人大吃一惊，顾不得众人吵架了，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宣布道：“北洋军计划五日便攻取武昌，我等再不进攻南京，介时北洋军顺江而下与南京城内的清军内外夹攻，则革命必败无疑，诸君，难道还要吵下去吗？”

众人大吃一惊，黄兴一拍桌子怒道：“革命是全国人的革命，不是个人的利益得失，现在开始，如果谁还讨论怎么分，怎么封官，请立即离开此处。留下来的，就是真正为了民族革命，为了中国的革命志士。”

黄兴这么一说，谁还敢离开，虽然大家私下里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但值此关键时刻，谁也不能再有小心思了。袁世凯给大家的压力太大了，让本来一团散沙的南方革命党团结起来，并对南京发起总攻。

刘通很快将南京革命党决定发起总攻的消息传递给江北，江北的间谍第一时间将电报发给王永安。

王永安看了电报之后，不由得对袁世凯有一些疑惑，不明白袁世凯为什么要坑害张勋，如果袁世凯不发这封电报，而是暗度陈仓加紧攻打武昌，等武昌攻克之后再与张勋联系，那么北洋军南下之时